六朝道教骈文的文学史意义*

文/蒋振华

六朝是我国古代骈文发展的旺盛期，骈文成为此时“一代之文学”，骈文史家刘麟生引历世之誉称之为“六朝文”[①]，刘勰在《文心雕龙·丽辞》里既已为骈体之文判词定义，又艳称魏晋之作，群才并骋。观六朝之骈，既有单篇为骈者，又多专著专书为骈者，后者如《文心雕龙》《诗品》《颜氏家训》《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等，此两者共同构成“六朝文”的彬彬之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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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六朝骈文之盛，史论家大多关注世俗文学之一面，在六朝方丈丛林、洞天仙境，却有被学界所忽略的构成六朝骈文之盛的另一面，舍此一面，对于“六朝文”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即以六朝道教骈文论之，在作家构成上，有葛洪、郭璞、陆修静、顾欢、陶弘景等可与鲍照、江淹、孔稚珪、吴均、庾信相比肩者；在单篇骈文的佼佼者方面亦有郭璞的《江赋》、陆修静的《灵宝经目序》、顾欢的《夷夏论》、陶弘景的《仙风赋》《水仙赋》《答谢中书书》,足可置于“六朝文”之优秀者行列；在骈体的专著专书上，葛洪的《抱朴子》之《内篇》《外篇》三十余万字，全为骈文，可与前述刘勰、钟嵘、颜之推、郦道元等“骈文中最大之著作”②相媲美。六朝如此创作繁盛的道教骈文，必须引起骈文研究领域的高度重视，职是之故，我们不揣浅陋，拟对六朝道教骈文的文学史意义作一探讨。

一

六朝道教赋体之骈

六朝道教作家皆为文章高手，散体骈体各擅其长，尤能承汉赋之统绪，运用赋体驾驭骈文，即在赋体中造骈偶之丽辞，形成了道教辞赋“赋体之骈”的文学文体样式，对六朝骈文的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葛洪、郭璞、陶弘景是道教赋体之骈的卓有成就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葛洪（283—343）是我国道教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他把道教神仙信仰理论化，使道教从民间转移到了上层社会，建立了全面的道教理论体系，而且也是一个学问广博极富文学造诣的文章学术之家，《晋书·葛洪传》正是在这个基点上评价葛洪的：“稚川优洽，贫而乐道。载范斯文，永传洪藻。”[②]斯文为范，洪藻永传，盖棺定论极高。在文学创作上，《晋书》本传记载他所著“碑诔诗赋百卷”，可知其赋亦很可观，且多道教题材之作，开六朝道教赋之先声，其所作《遐观赋》、《养生赋论》（学界一般视该文为论体，其实就描写的方法、风格、路径而言，视为赋体毫无疑义）既张扬道教养生养神的宗教旨趣，又创“赋体之骈”的程式，如后者有云：

抱朴子曰：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设，犹宫室也；支体之位，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腠理之间，犹四衢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炁犹民也。故至人能治其身，亦如明主能治其国。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爱其炁，所以全其身。民弊国亡，炁衰身谢。是以至人上士，乃施药于未病之前，不追修于既败之后。故知生难保而易散，气难清而易浊。若能审机权，可以制嗜欲，保性命。[③]

此一节赋文，第一层以多重骈对写身与国之关系，初露“洪藻”之貌；第二层以两两双对之句写治身与治国之关系，为骈体之正对形式；第三层以单句对形式写养生养气之难易清浊，化繁对为简对，由上三层之对偶以体现骈文之“范”，此见葛氏在道教文章创作上运用骈文之垂范率先。《养生赋论》接下来又云：

且夫善养生者，先除六害，然后可以延驻于百年。何者是耶？一曰薄名利，二曰禁声色，三曰廉货财，四曰损滋味，五曰除佞妄，六曰去沮嫉。六者不除，修养之道徒设尔。盖缘未见其益，虽心希妙道，口念真经，咀嚼英华，呼吸景象，不能补其短促。所以保和全真者，乃少思少念，少笑少言，少喜少怒，少乐少愁，少好少恶，少事少机。夫多思则神散，多念则心劳，多笑则脏腑上翻，多言则气海虚脱，多喜则膀胱纳风，多怒则腠理奔血，多乐则心神邪荡，多愁则头鬓憔枯，多好则志气倾益，多恶则精经奔腾，多事则筋脉干急，多机则智慧沉迷。[④]

此一节赋体承前节“洪藻”之端绪而张扬到极致，以“少”字领起的语词计十二种，同样以“多”字领起的句子亦十二句，繁词丽句，铺张扬厉，极尽赋体之态。又“少”与“多”相反相对，符合刘勰所谓“反对”之意，这正是葛洪对骈骊之文精准理解而用之于创作实践的典范之作。至于“一曰”“二曰”云云，既是动宾结构式一一偶对，又是六个三字句排比铺陈，骈与赋融为一体，两者相得益彰，文采“玉润双流，如彼珩珮”[⑤]。《养生赋论》以下各节，在描写养生要妙、理趣法则诸多方面，“精核是非，才章富赡”[⑥]，限于篇幅，此不赘引以衍拙文之意。

如果说葛洪开六朝道教赋骈诸体之先声，那么，郭璞（276—324）为晋代著名风水卜筮学家，方术之士，属道教之流，不但辞赋“为晋中兴之冠”④，亦为六朝道教赋骈之杰，其所作《巫咸山赋》《江赋》《盐池赋》《井赋》《流寓赋》《南郊赋》《登百尺楼赋》《蜜蜂赋》《蚍蜉赋》既是赋史上的卓尔佳构，亦是六朝道教赋体之骈的执牛耳者。

据《晋书》本传载郭璞“所作诗赋诔颂亦数万言”，又注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既有实践上的赋作成就，又对汉赋正宗、赋的体式、本事乃至赋学研究都有独到理解，可知在赋的理论和实践上，郭璞都称得上辞赋大家，因此，《晋书》称其为“晋中兴之冠”名副其实。他所作《江赋》“其辞甚伟，为世所称”⑤，又“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⑥。

郭璞所作《江赋》之缘起，一者因有同时木华所作《海赋》为赋海之首创，郭氏故赋江欲与之相抗衡以比才思之高下，二者因浸淫于《子虚》《上林》的注解与感染之中，故模仿相如之作以逞羡古之怀和仰慕之情，三者更为重要的是为东晋据有江左之基业而歌颂，诚如《文选》李善注引《晋中兴书》所云“璞以中兴，王宅江外，乃著《江赋》，述川渎之美”⑦，因此可知，《江赋》是郭璞有所为而作，意在增强朝野之信心，故写江水之壮盛。该赋被史家称之“其辞甚伟”，自问世以来，人们对其辞伟的内涵理解存在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趋于一致的，那就是《江赋》继承汉大赋骋辞扬厉的传统，在铺陈描写长江壮景的造语、结构、风格、文脉气势诸方面着实有蹈学《子虚》《上林》之处，是郭璞注《子虚》《上林》熏陶所致，但我们还必须重视它的另一方面，即郭璞在赋体之中运用了骈文之法，使得这篇扬厉大赋如虎添翼。如开篇即为骈骊排体：

咨五才之并用，实水德之灵长。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聿经始于洛沬，拢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浔阳。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柴桑。纲络群流，商榷涓浍。表神委于江都，混流宗而东会。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经营炎景之外……[⑦]

此段文字骈四骊六交替使用。由于作者按照长江的发源至中途融合众流、两岸山势地形、地貌、植被、江水势态、江中万物（鱼类）、江上飞禽（鸟类）、水上船帆以及江景物候变化的描写角度来铺陈敷衍，汉代骋辞大赋的标准特征极其明显而典型，因此人们在研究该赋的文体学意义时，多关注其赋体本位，而忽视其赋体之次生地位即骈体意义。又如其尾段，与开篇相呼应，亦全为骈俪的四六之体。

《江赋》的主题在我们前述三种创作缘起中已见其大略，当亦无可厚非，但联系该赋终段数组骈偶之文的立意而观之，又以汉赋“劝百讽一”的创作原则来考量，则作者的创作意图就在于用道教的神仙长寿和原始宗教的万物有灵思想来祈愿东晋基业的长久永固，其骈偶之结束者有云：

符祥非一，动应无方。经纪天地，错综人术。妙不可尽之于言，事不可穷之于笔。岷精垂耀于东井，阳侯遁形乎大波。奇相得道而宅神，乃协灵爽于湘娥。骇黄龙之负舟，识伯禹之仰嗟。壮荆飞之擒蛟，终成气乎太阿。悍要离之图庆，在中流而推戈。悲灵均之任石，叹渔父之櫂歌。想周穆之济师，驱八骏于鼋鼍。感交甫之丧佩，愍神使之婴罗。焕大块之流形，混万尽于一科。保不亏而永固，禀元气于灵和。考川渎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②

这段骈体文章基本上为六字对，其中又运用了多个神仙道教典故，借骈俪之形式写天地神灵和人类之感应关系以颂谀，则作者内心中的道教信仰思想和神仙灵化观念还是很深刻的，因此视郭璞的《江赋》为使人“飘飘然有凌云之志”的仙道文学作品，并不为过，亦不为虚。

道教的终极性宗教关怀是追求人类生命的永恒存在，生命的生存方式是以神仙隐士的身份出入于天地之间，因此，六朝道教赋文多以描写神仙隐士的心理愿望和情感内涵为重要题材，往往借登高兴感、触景生怀等文学方式来表达，如郭璞《登百尺楼赋》即属此类。其辞曰：

在青阳之季月，登百尺以高观。嘉斯游之可娱，乃老氏之所叹。抚凌槛以遥想，乃极目而肆运。情眇然以思远，怅自失而潜愠。瞻禹台之隆窟，奇巫咸之孤峙。美盐池之滉污，察紫氛而霞起。异傅岩之幽人，神介山之伯子。揖首阳之二老，招鬼谷之隐士。嗟王室之蠢蠢，方构怨而极武。哀神器之迁浪，指缀旒以譬主。雄戟列于廊技，戎马鸣乎讲柱。寤苕华而增怪，叹飞驷之过户。陟兹楼以旷眺，情慨尔而怀古。[⑧]

该赋全文短小精悍，严对与散对相结合的骈体形式，在登高怀古之中，表达对于傅岩、介推、首阳二隐等前辈隐士的向往之情，出世游仙与归隐的主题非常明显，联系赋文中所写禹台、巫咸山和盐池等地名来看，正是郭璞于西晋末期遭遇八王之乱离开故乡河东闻喜而南迁江左途经山西夏县时所作，他的《流寓赋》和《盐池赋》正可作为《登百尺楼赋》的注解。前者写自己遭乱而背井离乡流离转徙，后者写经过盐池时对盐之形成、性状、作用等进行描写，战乱和政治斗争造成的生灵涂炭和飘若转蓬，故有《登百尺楼赋》中的出世仙隐之叹，而《流寓赋》中同样寄寓着游仙飘举之情，只是不能得而无可奈何罢了，如云“过王城之丘墉，想谷洛之合斗。恶王灵之雍流，期子乔之轻举”②，作者经过洛阳，一想起西晋八王在洛阳争权夺利滥杀生灵，就羡慕起遗世独立遁迹乱世的神仙王子乔，游仙的思绪油然而生，这种身世之感、现实之叹是与他的《游仙诗》完全相一致相发明的，他在《游仙诗》十九首里，多通过对仙境的向往来抒发自己坎壈之怀，将游仙诗从纯粹单一的仙境描写、羡仙意识之孤立抒发转移到借游仙写怀抱的路径上来，《流寓赋》这种文学书写和表达的转变，又是以赋之骈体完成之，因此，这种道教题材的赋体之骈有较大的文学史意义。

既以赋体写道教神仙信仰之题材，又借赋体之骈将其推波助澜有如风火之互为煽动，这种文学书写到了南朝道教文人陶弘景（456—536）那里，已臻成熟而至鼎盛，标志着道教赋体和骈文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陶弘景这类文体创作多以象征道教义旨的物象为描写对象，注重于物象的意趣和艺境的描绘，善于塑造物象的艺术感染魅力并在物象之中蕴含“道”的本质或“理”的旨趣，象与道融合在一起，因此提升了道教赋体或赋之骈体的文学价值。其《云上之仙风赋》云：

缥缈遥裔，亘碧海而飏朝霞，凌青烟而溥天际，出龙门而激水，度葱关以飞雪。于是汉区动御，月轨惊文。浮虚入景，登空泛云。一举万里，曾不浃辰。此列子有待之风也。若乃绵括宇宙，包络天维。周流八极，回环四时。气值节而动律，位涉巽而离箕，徒见去来之绪，莫测终始之期。此大虚无为之风也。[⑨]

仙风，道教信仰中的一种物象，其外在形象对于人们视觉的感染与艺术描绘唤起的对于人们的心灵震撼共同完成艺术形象的预期目的，前者的外在形象就是“列子有待之风”，后者即艺术化的内在理趣就是“太虚无为之风”，从有待到虚无的递进，就是“仙风”物象从客观直感到艺术抽象的变化过程，象与理融合统一，相得益彰。在文学形式上，两层对比上下照应：列子有待之风与太虚无为之风形成意对；每个单个的造意中又形成词对或语对，如前一个意对中“浮虚入景”与“登空泛云”极其精对，后一个意对中“周流八极”与“回环四时”形成严对，凡此种种，都见骈体之语对、事对、意对等对偶规则在陶弘景赋体之骈中的重要性。

陶弘景的另一篇赋体《水仙赋》同样以道教物象——水仙为描写对象，也是精确意义上的道教题材作品，创作主体已在赋篇的终句上明确指出为“更天地而弥固，终逍遥以长生”，而所赋之水仙，内则“真琼”，外则“英瑰”的返老还童之神仙风貌，尽在开篇长段的穷形尽态之中展现。此段赋体一仍作者将物象的外形描绘与理趣的内隐含括相与包融的一贯写法，即把水仙的“象”与“理”统一起来，形成富有艺术造境的仙道形象，将道教的宗教旨趣与文学的艺术提升合而为一。在表达形式上，仍然运用赋体之骈，其重心在开段的三层语意建构上，即写水仙之“琼”、“英”、“瑰”，此三者形成其“象”与“理”的基本要义，都分别有两个韵部以上的对偶句，使骈体的偶俪、韵律非常鲜明，如写水仙之“琼”云：

淼漫八海，汯汩九河。中天起浪，分地漫波。东卷长桑日窟，西斡龙筑月阿。乃者潼关不壅，石门己开。导江出汉，浮济达淮。漳渠水府，包山洞台。娥英之所游往，琴冯是焉出来。或穷发送鹏，咸池浴日。随云濯金浆之洴，追霞采建木之实。弄珠于渊客之庭，卷绡乎鲛人之室。此真琼矣。②

本段一韵一换凡三换，每一换韵，句内均对偶较工稳，三换之句全为骈体，以下写水仙之“英”与“瑰”亦复如是，只是改三韵为两韵而已，使全段为赋体之骈则毫无疑义，其所承载的宗教与文学功能，有着积极而重要的意义。

二

六朝道教骈体之正

道教进入六朝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得力于数代道教领袖和博闻广学的道教学者们在教理教义上的多方建树，其中卓有成就者在晋代有葛洪，在刘宋有陆修静，在宋齐有顾欢，在齐梁有陶弘景。他们著书立说，撰写大量的道教文章来创建道教理论，宣传道教义理，制订道教规则，阐释道教宗旨，从文章发展史来看，他们的“载道”之文绝大多数是用六朝正宗的骈体写成，在世俗骈文轰轰烈烈发展壮大的同时，仙道世界也推波助澜、入室操戈，将时文拿来作为宣教的有力工具，因此，六朝骈文出现了方外方内齐头并进共同繁荣的局面。

葛洪创建了两晋神仙道教理论，指出了中国道教向神仙信仰发展的方向，其理论含蕴和思想内容都在其《抱朴子》之《内篇》一书以及其他单篇文章之中，这些作品都用骈文正体写作，虽为方外之士，葛洪却没有将自己置身于文学的主流之外，而是自觉主动的参与时文创作，为两晋骈文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葛洪严格按照骈文的对偶原则进行写作，无论是单篇宣教的文章，抑或是长篇大论的专书，都践履骈文的骊偶标准，体现了其成熟的骈文意识和创作实绩。序体之文，葛洪写作较多，一者为道家类原典作序，一者为自己的道教文章和著作作序，前者如《<关尹子>序》《<西京杂记>序》等，后者如《<抱朴子>序》《<肘后急备方>序》等。此类序体打破晋前以散体为序的传统格局而刻意增多骈偶之句，这种情况也正好说明汉末以来骈文逐渐作大和兴旺的历史趋势。如《<关尹子>序》有云：

洪每味之，泠泠然若蹑飞叶而游乎天地之混溟，茫茫乎若履横枝而浮乎大海之渺漠。超若处金碧琳琅之居，森若握鬼魅神奸之印，倏若飘鸾鹤，怒若斗虎兕，清若浴碧，惨若梦红。擒纵大道，浑沦至理，方士不能到，先儒未尝言。可仰而不可攀，可玩而不可执，可鉴而不可思，可符而不可言。其忘物遗世者之所言乎？其绝迹去智者之所论乎？[⑩]

该序主要对《关尹子》作神仙道教宗旨之阐述，全文三百五十余字，四分之三的篇幅为骈体，从上引内容来看，对偶整齐而严格，字数多少相对，词性相对，虚实相对，长短相对，是典型而工稳的四六骈文，由此见葛氏对骈体之谙熟。葛洪所为自己之专书作的序文，同样遵循骈文的对偶标准，使其序体典雅妥帖，如《<抱朴子>序》五百余字，开篇即工稳流畅：“洪体乏进趣之才，偶好无为之业。假令奋翅则能陵历玄霄，骋足则能追风蹑景，犹欲戢劲翮于鹪鷃之群，藏逸迹于跛驴之伍，岂况大块禀我以寻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驽之蹇足。”以下篇幅，亦多此类对仗之体。

葛洪的论体之文为其所作之最多者，无论是《抱朴子》内外篇这类宏篇巨制的专书，还是单独讨论某一问题的短制，皆为论体，都是运用当时骈体的正宗形式来写作的。在这两类论体中，以葛氏的专书成就最高。无论是《抱朴子》之《外篇》还是《内篇》都是他的子书思想观点的实践成果。这一点暂旦不论[11]，即以这类子书的文体形式而言，却是借写子书而实践骈体之效应，在规模、结构上，《外篇》《内篇》两书通篇都是用骈体写成，两书三十余万字的篇幅较之全用骈体的《文心雕龙》更其洋洋大观，这种全书用骈的文体意识足见作者对骈体的认同。此外，《抱朴子》内外篇虽然在思想成份上一道一儒，但绝不介意用词造语的风格选择，也同样合乎魏晋文学的华丽趋求，把骈文的语言华靡发挥到了极致，丽辞主义倾向非常明显。即以阐扬道家思想、创立神仙道教理论体系的《内篇》而论，举开篇之论体《畅玄》则知其造语用词之深邈奢丽，如云：

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眇眇乎其深也，故称微焉；绵邈乎其远也，故称妙焉。其高则冠盖乎九霄，其旷则笼罩乎八隅。光乎日月，迅乎电驰，或倏烁而景逝，或飘滭而星流，或滉漾于渊澄，或雰霏而云浮，因兆类而为有，托潜寂而为无。沦大幽而下沉，淩辰极而上游。金石不能比其刚，湛露不能等其柔……。[12]

此段骈语，可谓将形容道家“玄论”内涵的词语搜刮殆尽，极其“畅玄”之能事，由此可以推知魏晋六朝骈文用词华丽的取向。华丽之词的选用，既决定于表现什么样的内容，也取决于描摹之对象，同样的艳丽词风，写景有写景的华丽用语，写物有写物的华丽用语，写春的丽辞不同于写夏的丽辞，写江的丽辞不同于写海的丽辞，写雨的丽辞不同于写雪的丽辞，同理，《抱朴子》中“畅玄”的丽辞不同于“论仙”的丽辞，凡此种种，足见六朝骈文在造语华丽的正体原则上表现出所写不同则丽辞不一的用语原则，这一点，有学者称之为六朝的丽辞主义[13]，这是比较切合文学史的实情的，而作为道教骈文创作有成就的作家，葛洪也表现出用语丽靡、造境华丽的审美取向，也是与文学的时代潮流相一致的，因此也就可以确定以葛洪为代表的道教文人在我国骈文史乃至整个文学史上的地位或意义。

除了在对偶、语言上体现了六朝道教骈文的“正体”性之外，在声律和用典上，六朝道教骈文也能循其源而振其流，这以道教文人郭璞和陶弘景为代表。

平仄协调，声律和洽，是六朝骈文最具正体特色的显明标志，故沈约曾从此标准出发高度评价：“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臆，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14]“音律调韵”的和谐优美，正是曹植以来骈文愈来愈兴盛繁荣的重要原因。郭璞既处两晋骈文高涨之际，又以道教方术之士的博学多识参与骈文正体的写作，其赋、疏、叙、释文、图赞等各类文体写来皆朗朗上口，嘤嘤成韵，大多篇幅短小，尤其是释文、图赞二体，绝大多数是六至八句，四言一句，声律和谐。赋体如《南郊赋》有云：

郊寰之内，区域之外，雕题弁服，被发左带，骏奔在坛，不期而会。峨峨群辟，蚩蚩黎庶，翘怀圣猷，思我王度。事崇其简，服尚其素。化无不融，万物自鼓。振西北之绝维，隆东南之桡柱。廓清紫衢，电扫神宇。风马桂林，抗旌琳圃。[15]

此节骈文写祭祀场景，可谓隆重而简约，老子的崇简尚素思想，体现了道家情怀；而声律用韵上凡两换其韵，皆和谐悠扬，一如祭祀之况，前六句叶一韵，外、带、会相协；后十四句叶一韵，庶、度、素、鼓、柱、宇、圃相协，体现了韵律之美。

郭璞的图赞、释文两体，是我国六朝时期关于名物制度阐释类文章写作中作品数量较多的文体，累计多达316篇。在两汉名物制度趋于成熟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诸多典籍，由于汉字创造的繁多，中古人类知识的大爆炸，需要由博物君子对之进行解说和释义，因此，郭璞的《尔雅图赞》《山海经图赞》及其释文便应运而生。他的赞体与释文几乎全都是四言六句至八句的骈对韵语，声律和悦。由于所赞对象或释义本体多为客观物象，很少是灵长类神物，极少为概念或抽象意义上的虚体，因此，用描绘性形象性的语言进行解释，可使接受者有直观生动的感觉印象，从而使释文、赞文具有朗朗声韵，悠悠音调，也就成为自然之顺势，非刻意雕琢以求协韵，现举数例证之：

(1)《尔雅图赞·释地·枳首蛇》：

夔称一足，蛇则二首。少不知无，多不觉有。虽资天然，无异骈拇。[16]

(2)《尔雅图赞·释水》：

川渎绮错，涣澜流带。潜润旁通，经管华外。殊途同归，混之东会。[17]

(3)《尔雅图赞·释草·芙蓉》：

芙蓉丽草，一曰泽芝。泛叶云布，映波赮熙。伯阳是食，飨比灵期。②

(4)《山海经图赞·南山经·桂》：

桂生南裔，拔萃岑岭。广莫熙葩，凌霸津颖。气王百药，森然云挺。③

(5)《山海经图赞·南山经·凤凰》：

凤凰灵鸟，实冠羽群。八象其体，五德其文。附翼来仪，应我圣君。④

(6)《山海经图赞·中山经·马腹兽飞鱼》：

马腹之物，人面似虎。飞鱼如豚，赤文无羽。食之辟兵，不畏雷鼓。⑤

以上所选例证，符合骈文的用韵声律原则。通观六朝骈文，讲究声律之美，趋求丽辞风格，多体现在写景描摹类文章中，这类文章即属当时有“文”“笔”之争的“文”类。“笔”类运用骈体，在声律的协和方面明显逊色于“文”，更何况郭璞这类图赞、释文之体，为了将《尔雅》《山海经》此等深奥古朴的名物文献的记述内容通俗化，需要以形象生动的语体出之，因此一是要以文学描写手法代替原作的学术、科普思维，二是借助诗的用韵和声律“化腐朽为神奇”。所选六例，我们充分考虑自然界最普通的草木虫鱼现象，不但解说形象，而且声韵朗朗，诵读流利，又间或将严对与散对结合，使作品参差错落有致，带来声律、对偶上的美感，体现骈体美文之时代气息。

声韵之美多体现在写景描绘性文章中，这在道教领袖陶弘景那里也同样表现了这种审美趋向，前及《水仙赋》所描写的水仙，单开篇即有五个韵脚，声律优美，属于柔美之韵。即使陶弘景的写景文，以著名的《答谢中书书》为例，他也讲究字的平仄声调，读来朗朗上口，如该文云：“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晖。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无论快读还是慢诵，无论粗览还是细观，都富音调起伏有致、流利畅快之感，至于对偶的整齐严谨，已是骈文之典范。其它如《答虞中书书》《寻山志》《华阳颂》《瘗鹤铭》《茅山长沙馆碑》《请雨词》，皆为声律和美的时文，其骈文文体意义和文学意义重大。比如《瘗鹤铭》既体现了陶弘景骈文创作上的精工，毫不逊色于《答谢中书书》（与吴均的《与朱元思书》都是齐梁文坛上的名篇），又是书法史上的杰作，当然，它更体现了陶弘景的神仙道教信仰思想，因此，将此文认定为道教文学史上的重要之作是毫无疑义的。

故实或者典故的使用是六朝骈文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在描写性或绘景写景性的骈文中，故实都用得较少，主要出现在论说体之中，议事议理的文章，适合于用典，事实胜于雄辩，摆事实就能把道理说清楚，这是生活的常识，也是论说体骈文的普遍要求。以此考衡六朝道教骈文，这个现象多发生在两个道教改革人物那里，一个是与佛教辩论高低的顾欢，一个是整顿道教教规的陆修静。

顾欢（生卒年不详），生活于宋齐间，二十余岁后即隐居修道。当佛道之争如火如荼之时，他站在道教立场排斥佛教，著《夷夏论》等文章，几乎全用骈体，征引故实批驳敌论。该文所征引的故实文献有《老子》《庄子》《列子》《文子》，佛经《玄妙内篇》《法华无量寿》《瑞应本起》，其他典籍文献，经、史、子、集都有涉猎，限于篇幅不列举。

陆修静（406－477），主要生活于刘宋萧齐时期。道教之所以在经过了两晋葛洪建立起系统的道教理论之后到南朝得到显著的发展，完全得力于陆修静在宋齐最高统治者的支持下对道教的改革与整顿。陆修静通过整顿道教组织系统，健全道教三会日制度，清理道籍混乱状况，建立道教仪式制度，规范道教斋醮活动等一系列的工作，使道教在南朝迅猛发展壮大，完全能够与“南朝四百八十寺”的佛教分庭抗礼。陆氏呕心沥血，制订道教规章制度，这些制度文本，翻检《道藏》所存陆氏文献，大多用六朝骈文写成，以其整顿道教仪式制定道教规范之文本为例，即可知他在倡导教规教义时为了说服道教徒而不厌其烦地征引典故以谈理论道，使骈文的用典原则得以充分彰显。如《太上洞玄灵宝众简文》《洞玄灵宝五感文》《太上洞玄灵宝授度仪》《升玄步虚章》《灵宝步虚词》《洞玄灵宝玉京山步虚辞》（均收于今本《道藏》之中）等是陆修静所撰文章中运用典故较多的骈体文，其用典范围主要出自《老》《庄》文献和先秦史书、子书以及民间故实、神仙故事或传说等。我们以其最著名的《玉京山步虚辞》十首为例来检验其用典情况，统计表明，陆修静用来完善道教斋醮仪式、礼赞神明的诗篇赞歌，均为颂赞体，用典所涉共二十四处，主要语典有太上、虚无、玄元、七祖、上德、希微、冲虚、太和、胎息、斋戒、宿缘、太虚、万劫、真人、万椿、玄寂、无漠、太一、逍遥、五苦、八难、利贞、芙蓉，这些语典既有道家文献，如《老子》《庄子》，也有儒家典籍，如《周易》，更有佛教经典如《法华经》。十篇赞歌中，事典也很多，如七祖、玄都山玉华林、紫微宫、梵行、坐莲花、舍利、七宝林等，皆为佛道中故实。陆修静对于三教典籍的广泛涉猎，使他具备了丰富的知识量，作为“幼习书典，笃好文籍，旁究象纬，研精玉书”的道教领袖，他在制作道教规章制度的各类文章文体中，以饱满的知识信息充实在他的写作之中，顺从六朝骈文作家以“掉书袋”为荣光的时代潮流，成为名副其实的道教骈文大腕。

六朝道教发展迅速，从汉末的下层低卑状态，一跃而成上流社会信仰的对象，依赖于自葛洪开始的学养深厚的文人士大夫参与对道教的改造和整顿，而文章写作，尤其是成为六朝时尚的骈文写作是他们修整和完善道教的锐利武器，骈文的赋体采择，骈文的正体取向，都成就了他们对时文的深刻多元理解，葛洪、郭璞、陆修静、顾欢、陶弘景，这一个个道教内外人们熟悉的名字，他们用骈文一方面对六朝乃至整个中国道教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对六朝骈文创作不但积极热情参与，而且以完全符合时文标准要求的坚实成就成为与世俗骈文作家遥相呼应的作家队伍，共同创造了六朝骈文的繁荣，具有较大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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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道经集部集成、编纂与研究”（批准号17ZDA248）阶段性成果。

[①]②刘麟生《中国骈文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36页，第50页。

[②]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914页。

[③]严可均《全晋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188页。

[④]严可均《全晋文》，第1188页。

[⑤]刘勰撰，周振甫注译《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8页。

[⑥]④⑤⑥ 房玄龄《晋书》，第1911页，第1899页，第1901，第1901页。

⑦李善《文选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473页。

[⑦]②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788—789页，第790页。

[⑧]②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792页，第794页。

[⑨]②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990页，第989页。

[⑩]严可均《全晋文》，第1187页。

[11]蒋振华《汉魏六朝道教文学思想研究》，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1页。

[12]葛洪撰，王明校释《抱朴子内篇校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13]（日）青木正儿著，孟庆文译《中国文学思想史》，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14]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43页。

[15]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第791页。

[16]严可均《全晋文》，第1236页。

[17]②③④⑤严可均《全晋文》，第1237页，第1238页，第1243页，第1245页，第1257页。

- 全文完 -

原文发表于《斯文》第六辑

作者简介

蒋振华

蒋振华，男，1964年生。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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